北京“政策房”变化数十载

  共有产权房一出来，有人细细数了一下，发现北京地区的政策房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已经是换了数茬。最早叫经济适用房，后来表示大力发展廉租房，在后来改名两限房后着实火了一阵，再之后又搞公租房，接着是自住房，现在又表示与时俱进搞共有产权房了。名目不少，可惜房价却越来越高，就连五环外房山地区的的自住房价格都达到了2万元一平米。

  虽然没有起到抑制房价的作用，但是毕竟是为了解决低收入群体和夹心层群众的居住问题，按理说政策房应当受到这部分群众欢迎吧，但事实也并非如此。北京政策房轮候者就曾经成立了维权组织，把政府告上了法庭，表示政府的保障房政策坑害了他们的利益。因为政府给予年轻人购买两限房的机会，但是却没告知什么时候才能等到这个机会，等候多长时间完全靠运气。结果是几年下来，保障房的价格都比当初商品房要贵了，结果自己还没能轮候到。这些耗费了青春，不敢涨工资，用高于当初市场价的价格，购买了偏远地区质量不好两限房的人们，和那些依然还在遥遥无期等候的人们当然觉得不爽。政府可谓赔本连吆喝都没赚到。

  事实上，中国的政策房自问世以来，其设计缺陷就注定了它必然不会让政府与低收入群体双赢。政府的本意是既落个照顾“夹心层”的好名声，又偷摸的在政策空间内把自己公务员的住房问题解决了。最好的结果是，政府花费大量资金，以这种损害其他阶层群体利益的方式完成了公务员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住房安置工作。但是政府没有想到申请者会如此之多，政务公开透明的进展如此之快，人们看到有这种好事纷纷降薪排到购房队伍中来，供需出现了严重失衡。

  此时政府再大呼不妙，计划赶不上变化，想转成其他名目，改变申请条件等已经晚了。旧账还不清，使得手上的诸多申请者有政府毁约的风险。政策房也最终变成了等候者嘴里坑害穷人利益的坏政策。这一案例也告诉我们，在中国阶层状况复杂的背景下，任何以某一阶层作为福利定向发放对象的做法，最后往往会背离政策初衷，变成全民哄抢，并拖累政府财政，变得虎头蛇尾。

  当然，笔者不否认公租房政策从逻辑上是正确的发展道路。解决住房问题就应当单纯的去解决居住问题，政府应当是提供住房的业主，而不是兜售住房的商人。保障房全面的变售为租实有必要，其产权归国家所有也能极大的解决当前保障房分配中出现骗购等各种恶性问题。但是在同时有产权政策房的情况下，群众根本不认可公租房。甚至就算没有了产权政策房，群众也不理睬公租房，以至于很多地区都出现了公租房的大量闲置。

  有评论表示，这些打破经济规律的行政类房产，每次都让老百姓充满期待，但最后执行都会被扭曲，会有各类人投机牟利，然后又得接着改。此言不虚，我们应对保障房制度，乃至整个公共政策的基本思路进行反思。从政策评估来看，导致了这种与初衷背道而驰的结局，其政策必然是彻底的失败，是要给负分的。因为其非但没有解决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反倒进一步拉大了个人财产差距。这充分说明了并不只是政策执行上存在漏洞那么简单，而是政策设计本身就存在缺陷。在权贵阶层本身就具备更多从政策上获取利益的能力，所以差别化的社会福利政策往往最后成为了其牟利工具的大环境下，继续使用以某一阶层作为福利定向发放对象的政策，显然不可能收到既定效果。政策房也只能成为麻痹市场和掩盖政府房价调控不力，避免说穷人居无定所的遮羞布了。